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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天忠魂

2019-11-12 11:11:14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 2019年10期

劉善本,山東縣泊莊人,1915年出生。1938年底從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后到空軍轟炸機總隊任飛行員,1943年赴美學習駕駛B-24型遠程轟炸機,1945年10月回國。1946年因反對內戰,毅然架機起義飛抵延安投身革命。先后任延安總部航空教員、東北老航校副校長、第一航空學校校長、華東空軍混成四旅副旅長、航空10師師長、空軍軍訓部副部長、空軍學院領航系主任、空軍學院副教育長等職。1955年獲一級解放勛章,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2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少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8年8月逝世,終年53歲。本文作者劉江平系劉善本之女。

引 子

1946年6月26日,延安的上空陰雨綿綿,一架美制B-24型重型轟炸機沖破艱難險阻,穿越厚厚的云層,緩緩降落在簡陋的機場。

駕駛飛機的機長就是我的父親劉善本,時任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上尉飛行參謀。他在即將接任蔣介石專機——“美齡”號機長的關鍵時刻,選擇投奔光明,飛向延安,開創了國民黨空軍人員駕機起義的先例。周恩來總理多次稱贊我的父親是“國民黨空軍駕機起義的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的感召下,國民黨空軍先后有40架飛機、近百人駕機起義。

父親帶給延安共產黨人的是一架當時最先進的戰斗機,機組人員均是在美國受過專業培訓、技術熟練的飛行技術人員。他們的到來,為新中國成立后建設一支強大的空軍提供了寶貴的人才。

父親的起義對他個人及全家都是生死考驗,因此在當時是絕對保密的,包括對自己的親人。雖然父親對起義一事籌謀已久,但是事發突然,是借助去昆明運送物資,途經成都的間隙轉向延安,可謂帶著幾分偶然和冒險。

起義之前,我的奶奶、母親、叔叔、姑姑、姐姐,共七八口人仍在上海,受到國民黨憲兵的嚴密監控,最終他們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轉道回四川老家。1950年1月母親帶著兩個女兒歷盡周折,在哈爾濱一航校與父親團聚。

有志少年

父親劉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在山東安丘一個叫“南泊莊”的較富裕的家庭。6歲入本家私塾學堂,是學堂中年紀最小的,但他聰穎好學,成績總是第一名。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讀《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了。1928年,13歲的父親去縣城讀高小,第二年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安丘縣立初級中學。

1932年,父親為了逃避家庭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到了北平,在表叔陶硯龍的推薦下他報考了新創辦的平大附中,即國立北平大學(現北京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935年夏,父親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平大附中。他原本可以直接報考北平大學,但由于當時東北三省已淪陷,日本窺視著華北五省,全國抗日激情高漲,立志報國的父親毅然報考了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空軍教導營。當時飛行員的選拔條件非常嚴苛,考航校要過文化、外語、體格、心理四關,2000多人中只錄取40余人。最終父親憑著扎實的文化基礎和良好的體魄被錄取。從此,他與藍天結下了不解之緣。

航空救國

1935年9月初,父親和一批同學來到南京市小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空軍入伍生營”受訓。該營附屬于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其前身是孫中山于1924年在廣州創辦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俗稱的黃埔軍校。1933年,國民黨在南京市小營籌建了空軍入伍生營,算是航校的預備學校。父親來到這個營受訓時,這個營剛剛成立兩年,他屬于這個營的第3批學員。空軍入伍生營的干部大多是黃埔軍校前幾期的畢業生。中國教官是黃埔二期的,外國教官是意大利軍官。這個預備學校學制一年,學員在這里主要進行陸軍基本知識學習和軍人素質訓練。

一年后預科畢業,父親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央航空學校學員。他們這批學員被分到了洛陽分校進行初級飛行訓練。初級教練機是意大利機型,因此教官也是意大利人。在學習期間,父親依然保持著在中學時期養成的讀書習慣,在教學和訓練后去圖書館博覽群書。一天,父親在圖書館里翻看上海1936年11月出版的英文雜志《密勒氏評論》,看到美國記者斯諾寫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訪問記》。他一口氣看完這篇文章,心潮激蕩,仿佛在茫茫迷霧中突然看到一道陽光。為了讓國內更多的人看到毛澤東的論述,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他干了一件膽大而危險的事——把斯諾的文章偷偷翻譯出來,用化名寄往天津《大公報》。這算得上是父親青年時代一次自發的革命行動了。

1937年3月,父親完成了洛陽航校為期半年的初級飛行訓練,和同學們一起轉入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航空隊,開始接受中、高級飛行訓練。訓練中飛的是美國“道格拉斯”教練機,教員均是美國教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個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黑色日子,深深印在了父親的心上。8月13日上午,日軍大舉進犯上海,由此抗日戰爭史上著名的淞滬會戰拉開了序幕。當天下午,中國空軍發布對日作戰第一號命令。急調駐河南信陽、周口和許昌的第二、四、九飛行大隊至安徽廣德、浙江筧橋和曹娥三機場投入淞滬會戰。

1937年8月14日凌晨,最早出現在上海空中的中國戰機突擊隊是由筧橋航校飛行教官組成的中國空軍暫編大隊35中隊。戰機突擊隊從杭州筧橋起飛,襲擊了設在上海日商公大紗廠內的日軍軍械庫。日本方面在當天就展開了瘋狂報復,日軍第一聯合航空隊(木更津、鹿屋兩個海軍航空隊),襲擊了我杭州、廣德機場。8點,杭州筧橋機場也響起了敵機來襲的警報。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隊由南昌轉場到筧橋,他剛降落就鳴起了警報。“跟鬼子拼了!”高志航大喊一聲,隨即命令還在空中沒有降落的航空隊員立刻準備戰斗!四大隊是國民黨空軍的一支主力部隊,配備的是先進的美制“霍克3”式飛機,他們在日軍來犯前趕到,并迅速就位,對準敵機集中火力反擊!

此次來犯的13架敵機,是日軍號稱“精銳無敵”的木更津航空轟炸隊的96式重型轟炸機機群。自從進犯中國領空以來,日軍飛機從未遭到中國空軍的打擊,因此十分猖狂。此戰只用了短短30分鐘,以我方勝利宣告結束。13架敵機被擊落6架,剩下的落荒而逃,高志航領導的四大隊無一損失。這次重大勝利,是中國空軍反擊日本侵略者的第一場空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部隊的士氣,增強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這一天,后來被定為國民黨“空軍節”。父親親臨空戰現場,高志航成為他心目中的楷模,他立志要像高志航一樣“航空救國”。

正當航校的師生們決心誓死保衛上海和杭州時,航空委員會傳達了蔣介石的密電:命令中央航空學校火速撤退!這次撤退是蔣介石出于戰略上的考慮,他擔心日本人實施瘋狂報復,殺個回馬槍。航校先是倉促搬到江西南昌,之后轉移到湖北孝感,不久,又向南撤退到廣西柳州。蔣介石還不放心,最后決定把航校遷到越南,第二年又轉回國,搬到云南昆明,改組為空軍軍官學校。

抗戰時期,昆明是國民黨的大后方。因此,昆明也成為日本飛機常常轟炸的城市。“跑警報”——聽到警報后跑到郊外躲轟炸,成了昆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天,緊急警報一聲緊似一聲,人們迅速四散躲藏。而父親卻向停機坪飛跑過去,他要尋找機會,要像高志航那樣飛上藍天,痛殲日本侵略者!他不顧學員期間不得擅自起飛的戒律,兩次駕機起飛。第一次是他跳上了一架偵察機,想單槍匹馬沖向敵機群方向。到了空中他才發現,這架飛機根本就沒裝子彈。第二次是緊急警報響起時,父親趁亂迅速跨上了一架新出廠的美制AT-6型飛機。操縱這種新型飛機,對他來說是冒險之舉,因為他從來沒接觸過這個機型。怎么辦?他迅速找到英文說明書,匆匆瀏覽一下,就大膽地啟動飛機,沖上藍天,去迎擊敵機。剛剛起飛,停機坪就被日機炸毀,真險!如果再晚一點起飛,就會被炸得機毀人亡。但遺憾的是,到了空中,父親想組織火力時才發現,這架新飛機也沒有裝上機槍!此時的父親,只能滿懷失望和憤恨,重返地面。堂堂男兒,一身戎裝,空有優秀的飛行技術,枉駕最好的新式飛機,卻不能殺敵御辱、報效祖國,父親不禁悲憤交加,喉頭一哽,流下滾滾熱淚。

因為兩次抗命自行起飛,校方要對他軍法處置。父親不服,據理力爭。其他同學和部分教官也都表示支持父親的正義舉動,并提出要懲辦擅離職守的駕駛員,同時指出父親挽救了一架飛機,理應獎賞。眾怒難犯,校方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場,更怕上面追究責任牽連到自己,只好大事化小,罰父親多干半年地勤,給飛機做機械維修。國民黨航校有規定,學員飛行訓練結束后,要干半年的地勤機械。現在,父親要再多干半年地勤,不能飛。對一般飛行員來說,不能飛的確是件痛苦的事兒,但父親不這樣認為,他覺得干機械對一個飛行員很有用,可以加深對飛機機械構造的熟悉和理解。那段時間,父親虛心地向地勤機械師學習,并和他們一起研究把運輸機的油箱改裝到轟炸機上,解決轟炸機油箱小不能遠距離航行的問題。他滿懷熱情地把改裝報告呈報上級,并要求試飛,希望能用改裝后的轟炸機轟炸日軍。但報告遞上去后卻石沉大海,無人理睬。

在航校,父親起初是學殲擊機的,后來他被選拔出來,進行轟炸機的學習和訓練。1938年12月,父親畢業,成為一名既能飛轟炸機又能飛殲擊機的飛行員。不久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第八航空大隊,這是國民黨空軍中唯一一支遠程轟炸大隊,是蔣介石的嫡系。當時身在重慶的蔣介石面對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一時間感到心驚肉跳,在他看來八大隊還羽翼未豐,為保存實力,他不斷命令八大隊撤退和隱蔽。八大隊由成都轉往蘭州后,蔣介石還是不放心,又命令八大隊火速把飛機送往嘉峪關。之后,他又讓八大隊轉移到甘肅省最西部靠近新疆的一個小地方,在人煙稀少的大漠上把飛機分散隱藏起來。而后,航空隊員們赤手空拳地返回蘭州機場待命。

父親一心要駕機抗擊日寇,但是現在連武器都沒有了,眼看著日寇制造出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慘案,他內心充滿憤恨。1941年1月爆發了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父親對國民黨的暴行感到憤怒和反感。他想起從英文雜志里看過斯諾對毛澤東的報道,尤其是他得知胞妹瑞蘭和其他堂兄弟姐妹都參加了八路軍打鬼子后,更堅定了他對共產黨、毛澤東的信任。于是他和好友李鑫淼商議,打算尋找機會投奔延安。李鑫淼非常贊成,他專程來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找到處長伍修權,談了他們準備起義的想法。伍修權說:“現在是國共合作時期,如果你們起義,國民黨向共產黨要人,不給的話,影響合作;給了的話,你們的人身安全不能保證。只要真心抗日,在哪邊都一樣。”李鑫淼把伍修權的話轉達給父親和好友杜道時,他們認為說得有理,只有等待時機。

不能起義,也不能抗戰,父親苦悶難言,排解苦悶的辦法,只有保持良好的狀態,以便機會來了,隨時可以上戰場。父親想:為了這個目標,除了要有好的身體,還要有過硬的技術。所以他提高了對自己的要求。沒有飛機,他就如饑似渴地學習英文原版航空理論書籍,努力掌握夜間轟炸領航技術,刻苦鉆研天體運行星座導航理論。不論是蚊叮蟲咬的夏夜,還是嚴寒難耐的冬宵,人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幅畫面:一個一手持六分儀、一手握天文航行圖的瘦高身影,時而低頭對照圖紙,時而仰望天際,接連四五個小時仔細地觀測星河的移動。這個身影成為八大隊在蘭州基地的一景。這就是父親劉善本!他潛心鉆研,立志填補我國天文航行學這一空白。1941年,他完成了《天體航行與夜間轟炸》《航空發動機混合氣濃度表》《戰時機場起機著陸夜間設備及其使用法詳解》等論文,分別發表在航空專業性期刊《航空雜志》上。其中一篇獲金獎,同時受到國民黨空軍八大隊傳令嘉獎。

1942年底,為抗戰物資運輸需要,航委會命令八大隊開辟新疆、青海、康藏等地高原空軍基地的新航線。誰都知道這是個危險的任務,因為高原地區氣候惡劣,人煙稀少,一旦出了事故,即使是迫降或跳傘成功,也難活著回來。八大隊大隊長蔡錫昌兩次率人去偵察,都因氣候惡劣,發生事故,未能完成任務。就在蔡大隊長一籌莫展之時,父親挺身而出,主動請纓領受偵察開辟高原基地新航線的任務。經過三個星期緊張而充分的準備,出發時間定在了1943年1月14日。恰好就在這天,姐姐出生了,父親在醫院匆匆地看了女兒一眼,并為她取名“蘭平”,就去執行任務了。父親給姐姐取這個名字是為了記住她的出生地蘭州,也含有渴望結束戰爭迎來和平的意愿。

機會永遠只偏愛有準備的人,父親在地質地貌特點、凈空條件、氣象變化、交通及地面配合極差的條件下,用平日刻苦鉆研的知識和高超的飛行技術,在新疆、青藏高原,飛越了和闐、大河壩、玉樹、昌都等地,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開辟了新疆和闐航線,并成功地到達了青海玉樹。當時的報紙和《中國空軍》雜志均以醒目的標題報道——“劉善本上尉偵察開辟青海玉樹航線成功”。這次任務,父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飛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戰勝了惡劣的氣候環境,及時總結出這次飛行的高空用氧經驗,然后發表了《飛機上高壓氧氣裝備》論文。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個熱愛學習,善于思考,不斷進取的人。

赴美受訓

1943年夏天,英國航空隊要選拔兩名戰斗機試飛員,父親前去應考,順利過關并被錄取。不久,美國對日本宣戰,爆發了太平洋戰爭,中國戰區成立。為了牽制住日本的兵力,美國大力支持中國抗戰。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美國同意以貸款或租借的形式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提供援助,包括賒銷軍火、培訓飛行員等。父親還是希望學轟炸機,于是他放棄了英國戰斗機試飛員的錄取名額,參加了赴美學習的考核,成為第一批赴美學習的飛行員。父親等第一批赴美飛行員于1943年9月從昆明出發,由于太平洋戰爭,他們只得飛躍駝峰航線到印度孟買,接著坐船在海上輾轉一個多月,于10月底在美國舊金山上岸,再到洛杉磯三查安娜機場。

父親在美國學習改裝飛B-24型遠程轟炸機,學習時間一年半,分5個訓練階段,前4個階段各學3個月,最后一個階段學4個月,每個階段被安排在不同的地點學習。第一階段是過語言關,由于父親在中學時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礎,平時閱讀了大量英文技術資料,出國前又突擊訓練口語,經常去教會找修女嬤嬤練口語,因此他的英語水平很高,尤其是飛行技術用語得到老師的稱贊,被選為教官的翻譯。第二階段是B-24飛機的理論學習,他們被安排到位于德克薩斯州的道格拉斯機場美國高級飛行學校學習。第三階段是飛行操作訓練,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機場,由美國教官帶飛。第四階段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學習聯合飛行科目。此時飛行訓練任務繁重,每天的訓練時間高達十二三個小時,每周的假日也取消了,只在每個訓練階段結束才放幾天假。第五階段是模擬戰爭訓練。先是步兵、裝甲兵、機械化兵、海軍等兵種聯合作戰,配合殲擊機、強擊機、偵察機、運輸機等機種訓練,然后到美國飛行部隊實習。實習訓練完全按照戰時動作,一切都要合乎戰爭的需要。此次美國受訓讓父親眼界大開,他領略了美國先進的教學設備和教學方法,以及中美兩國飛行訓練的差別,受益匪淺。

父親劉善本是機長,但是他還選學了領航學和儀表學。父親愛鉆研,他根據美式航行計風盤的構造,提出若干改進建議,獲得教官的肯定。美國領航專家給出評語:“在我所教過的美國或其他各國學員中,像劉善本上尉這樣如此精通領航業務的飛行員是很少有的。”在緊張的學習之余,父親還改進了當時教練機上的高空儀表,并撰寫出高質量論文,被該校授予當年度的空軍科技獎,獎勵了2000美元,父親為中國學員爭了口氣。

美國受訓提高了父親的軍事素質,讓他親眼看到了世界強國軍火工業的發達,也目睹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在那里,很多高級娛樂場所、餐廳都不許華人和有色人種進入。在參觀了印第安人的住地,看到他們缺醫少藥,過著備受歧視的生活后,父親不禁對好友杜道時說:“任何一個古老的民族,他自身不自強的話,只能成為其他列強歷史櫥窗中的陳列品,我們中華民族也一樣。”

深懷對民族自強的渴望,當父親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美國校方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時,他婉言拒絕了:“我之所以來美國學習,就是為了回去抗擊日本侵略者……”是的,沒有什么比學成回國、報效祖國、抗擊日寇,更能讓父親動心的,因為他是炎黃子孫!

報國無門

1945年1月,國民黨空軍在美國宣布:成立新的第八大隊,下轄33、34、35三個飛行中隊,父親劉善本任35中隊上尉一級飛行員(機長)。1945年5月5日,獲得結業證書的學員們駕駛36架B-24遠程轟炸機騰空而起。離開祖國快兩年了,所有的學員都歸心似箭。他們繞道大西洋,跨越非洲,到達印度,4天就從美國東海岸飛到了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

在卡拉奇美軍基地加油時,他們突然接到蔣介石的手令:暫不回國,原地待命。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父親他們每天焦急地看著英文戰況報道,渴望早日回國參戰,但沒想到在此一待就是幾個月。在此期間父親看完了英文版的《馬克思資本論大綱》《中國革命運動史》,尤其是看到了埃德加·斯諾寫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即中文版《西行漫記》),這部真實記錄延安陜甘寧邊區的紀實作品,讓父親對中國共產黨、對延安、對毛澤東有了更深的了解,再一次加深了他對延安的向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滯留異國已幾個月的八大隊遲遲沒有接到回國的通知,直到10月突然接到“火速回國”的指令。父親感到疑惑:為什么日軍尚未投降時不讓他們回國,而現在停戰了卻讓他們火速回國?

10月15日,大機群飛過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脈,終于回到了離開兩年多的祖國。回國后八大隊奉命長期駐防上海,由于父親在美國學習成績突出,加之飛行技術過硬,又是唯一一個在美國獲過獎的,他被任命為八大隊作戰參謀。除了執行日常飛行訓練任務之外,他還兼管全隊的作戰訓練。父親根據多年的經驗,給航空委員會上書,提出由于空中飛機多,有必要成立空中管制,防止出現撞擊危險,這一建議得到上司的重視和采用。大隊長讓他派6架B-24轟炸機前往南京為蔣介石和航空委員會作匯報表演,父親將6架飛機增加到12架。新型戰機隆隆而來,在空中排著整齊的隊形,時聚時散,高低自如,很有氣勢,讓觀看的南京要員和蔣介石嘖嘖稱贊。航空委員會對八大隊進行了嘉獎,任命父親為作訓參謀兼代理作訓科長,作訓科唯一一輛美式吉普車由他使用,并將上海狄思威路麥加里一棟兩層日式小樓分給父親居住。

醞釀起義

盡管父親和全國人民一樣期盼早日和平建國,但內戰的氛圍越來越濃。父親所在的八大隊已經被要求做好戰斗準備。時任航空委員會主任兼空軍司令的周至柔到八大隊講話,說僅憑目前的空中力量,便可在3至6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當時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對比十分懸殊,國民黨兵力達450萬人,又有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繳獲的日軍武器,而共產黨僅有不到200萬人的兵力,武器裝備主要是小米加步槍。因此國民黨叫囂要在3至6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國內社會各界進步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團體都為共產黨擔憂。父親也陷入苦悶中,他憂心民族的命運和同胞的安危。他想絕不能屠殺自己的同胞,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在內心非常矛盾的情況下,父親習慣性地去逛書攤。一天,他在四川北路的一個書攤上看到一本書,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他翻開這本書,開篇的標題——“中國向何處去”立刻打動了他,他迅速掏錢買了回去。當晚他徹夜未眠,如饑似渴地讀完了這本書。書中精辟的論述令他耳目一新,仿佛夜行中迷途的人突然看見了燈火。父親心里升騰起希望的光芒,他看清楚了中華民族的方向,也清楚了自己行動的方向,多年前有過的念頭復蘇了:去延安!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退出內戰,喚起空軍同僚的愛國之心。

抱著這個念頭父親開始默默做著準備,他有意識地去了本家叔輩劉大年家,他也是父親在國民黨空軍的保人。父親是筧橋八期,劉大年是筧橋五期,他和蔣介石專機機長兼運輸大隊長衣福恩是同期同學,也是山東老鄉,關系很好。劉大年曾經送馬歇爾將軍的美軍軍事代表團飛去過延安,他清楚延安機場的位置,這也是父親去找他的主要原因。由于父親在美國學習的表現和他目前在空軍及八大隊的技術能力,劉大年很欣賞父親,作為保人和親戚,他引以為傲,所以父親登門,劉大年非常熱情。閑聊中,父親把話題引到延安,裝出無意的樣子問:“延安有機場嗎?”劉大年說:“有啊。沒有我怎么降落的?跑道很短,四周是山,只能用于小型運輸機。”父親又問:“延安不大,還有山,機場能建在哪兒呢?”劉大年笑道:“飛到三條河的岔道,就看見一片開闊的平原,然后找一個灰色的樓,往右拐就看見機場了。”父親想多了解點情況,劉大年不禁正色道:“你問這么多干什么?你可不能給我胡來啊,我知道你不愿打內戰,你放心,我已和衣福恩講好了,他正要為委員長物色一個技術好的駕駛員飛專機,就向委員長推薦了你。最近委座忙于戰事,等他一有時間簽發,你就調任‘美齡號機長了。你放心,不會讓你去打仗的。”

從劉大年家出來,父親一路開車一路沉思,他想的不是眼前的仕途和富貴,而是想一旦做了“美齡號”機長,他就更沒有機會選擇走自己的路了。去延安!他決定放棄國民黨空軍的仕途之路,放棄“美齡號”機長的位置,放棄家人在上海優厚的生活待遇。父親拿定主意后就暗暗準備,注意收聽延安廣播,搜索延安導航臺的信息。由于延安沒有導航臺,而父親開的四個發動機的大飛機是需要有領航的,所以他就到資料室查西北地區的地形圖、航行圖,因為父親自己會領航,所以他就依據西安導航臺的情況按公里數來計算推測導航。

起義的時機終于來了,1946年6月下旬八大隊接到任務,把昆明美軍移交的戰備物資空運到成都投入內戰。這次運輸任務名單中本來沒有父親,父親便主動找到八大隊隊長說:“這個任務我一定要參加,因為我要了解西南的氣象和地理情況。”隊長想這么重要的任務,確實需要有像父親這樣技術全面、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參加,以確保萬無一失,于是就痛快地批準了父親的請求。父親特意到資料室借了西北的地理地形圖和航行圖,并準備了藥品、雨衣、運動鞋等生活用品。他還把通訊錄和一些進步書籍進行了銷毀,以免牽連朋友和家人,唯獨舍不得銷毀《新民主主義論》,就將它扔在了鄰居的陽臺上,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讀到這本書,像自己一樣看到光明。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父親坐在母親床邊遲遲不肯離去,兩人聊著家常,父親的話格外多。趁母親不注意時,他偷偷在母親的枕頭底下塞了錢,直到母親說:“你快回屋休息吧,明天還要執行任務。”他才戀戀不舍地離開。雖然不舍,他對母親也不能說,萬一泄露出去不僅起義不能成功,還會人頭落地。第二天一早,他懷著永別的心情走出了家門。父親站在樓下,叫母親把雨衣給他扔下來,他接住雨衣,長久地凝視著母親,然后毅然轉過身向吉普車走去。

父親原本打算將昆明的戰備物資直接運到延安去,可是他跑到航行室一看,老天不作美,西北正趕上雷雨天氣,所以只好按照上面的指示將物資運到了指定地點成都。休整了兩天,6月26日機組要再次飛往昆明運輸物資,父親想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這次一定要起義。26日一早,他提前到了機場,正好遇見一個中學時的同學,此人姓陳,在國民黨通訊器材廠當廠長,他領著成都國民黨通信學校的4名學員回昆明過暑假,想搭乘飛機。父親聽了眼睛一亮,馬上有了起義的計劃,高興得一口答應了。他先開著車帶陳姓同學在機場兜了兩圈,讓機場的人都看見有人搭乘他的飛機,為他這次起義做鋪墊。

父親提前上了飛機,他把機組其他飛行員的子彈夾全都卸了下來,這樣的話,只有他一個人有槍,萬一有人不配合,也能在他的控制之中。起飛后,陳姓同學站在父親身后拉近乎,父親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到后艙,并對他說這次機組要反對內戰起義到延安,陳姓同學一聽嚇得臉都變了色:“老劉啊,我可不起義,我剛結婚不久,要不你給我個降落傘讓我跳下去吧。”父親說:“跳下去是秦嶺,野獸會把你吃了,你老實在后艙待著,他們都有槍,弄不好開槍打死你,我可沒辦法。”說著父親把他推進后艙,把后艙門鎖住,然后慌慌張張地跑到前艙說:“不好了,我這個老朋友是共產黨,他要我們給他送到延安,你們說怎么辦?”領航員說:“怕什么?我們在空中翻幾個跟頭,他們就暈了,到時候我們再把他們給結果了。”父親說:“把他們結果了,那上海地下黨把我們妻兒老小給結果了怎么辦?”領航員還在出鬼主意,父親借著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一個勁地拍手,這時副駕駛張受益說:“飛就飛,延安也是中國的地盤,老子送他們去,他們得保證老子活著回來。”父親馬上說:“他們說了只要我們一降落,把他們放下,我們就可以馬上回來。”于是他們同意了飛延安。父親立刻調轉機頭向著西北方向飛去。這時領航員說:“我沒有辦法領航,延安沒有導航臺,我也沒有西北的地圖和航行圖。”父親說:“我的公文包里有不少的圖,你看看有沒有西北的。”其實他早就準備好了,他一邊飛一邊問領航員航行數據,因為他早已計算好了領航數據,如果領航員報得不對,父親就知道他在使壞。

越往西北飛,天氣條件越差,雨下得越大,加上秦嶺地區山多,為了安全,飛機不得不飛到云層上面,飛了一段時間后父親認為雨已過去,看到有個云洞,他便推機頭下降,突然發現那是秦嶺的主峰,他馬上急拉機頭,好險!差點就要撞上。飛機飛過秦嶺飛躍甘泉,再往前飛就到延安了,天還在下著小雨。父親盤旋著找那座高大的青磚瓦房,后來才知道那是楊家嶺禮堂。看到那座青磚瓦房后,父親立即向右轉彎,視野頓時開闊起來,一條跑道直入眼簾。他高興極了,調正機頭方向,對正跑道……父親不愧為優秀駕駛員,他把4個發動機的遠程轟炸機平穩地降落在這個只能降落小型運輸機的機場上。

1946年6月26日是歷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這天正是胡宗南全面向解放區進攻的第一天,也是父親劉善本反對內戰,駕機起義飛向光明的一天!

延水河畔

“延安來了一架美國大飛機!”“延安來了國民黨空軍!”一時間,延安人奔走相告,小小的延安城沸騰了。三天后,也就是6月29日晚上,延安黨校內燈火通明,延安軍民召開隆重大會歡迎父親的機組駕機起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親臨大會,接見了父親機組的全體人員。毛澤東主席對父親駕機起義的壯舉給予了高度評價,還作打油詩一首:“劉善本,性本善,駕著飛機反內戰。”朱德總司令親自致歡迎詞,他說:“同志們,今天晚上,我們隆重地聚在一起,熱烈歡迎冒著生命危險反內戰,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駕機起義到延安來的劉善本等英雄們!劉善本上尉退出內戰的義舉,標志著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獨立運動高潮的到來!”朱總司令熱情洋溢的講話贏得全場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熱烈的掌聲中,父親走上了講臺。他身著航空服,腰板挺直,步伐穩健,神采飛揚。敬過禮,他開口說道:“毛主席、朱總司令暨今天到會的各位領導和同志們,首先,我代表同機到達的10位同事和朋友們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我感覺十分慚愧和興奮,慚愧的是來得太晚了,興奮的是能夠脫離內戰的漩渦……”在那個時刻,雖然大禮堂里是普通電燈,但父親覺得四面八方都熠熠生輝,把自己照成了一個透明的人,一個新生的人。

父親劉善本駕機起義的壯舉使解放區的軍民深受鼓舞,各解放區政府領導和各野戰軍將領紛紛打電報到延安表示熱烈歡迎和祝賀。華中軍區張鼎丞、粟裕、張愛萍、鄧子恢、譚震林等聯名給機組發來賀電:“當國民黨反動派繼續其專制統治,策動全國內戰時,你們毅然飛延,脫離內戰,擁護和平民主,為國民黨空軍樹立反內戰楷模。不斷遭受反動派飛機威脅之華中2300萬軍民,對你們不愿以外機來殘殺同胞,號召全國空軍退出內戰之義舉,表示無限欽佩與竭誠歡迎。特電致賀,并愿繼續為了獨立、和平、民主而奮斗。”這封電文解放后存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歷史館解放戰爭展廳中。

在延安,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上下級一致,領袖和普通百姓、普通官兵之間的平等讓父親十分意外,和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鮮明對比,他感到這里才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父親要求馬上向全國人民發表他退出內戰的聲明,但是黨中央毛主席不同意,因為父親的家人還在敵占區,發表聲明后,對家人的生命安全不利,并告訴他周恩來副主席已組織地下黨前去營救,等營救出來再發表聲明也不遲。但是不到一周,國民黨的偵察機就多次到延安上空偵察。父親知道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到530號飛機并炸毀它,如果飛機被炸就沒有說服力了,他要求馬上發表聲明,同時組織人員拆下飛機上一切能拆下的東西,并將無線電通信管給了王諍領導的軍委三局作電臺用,有了大功率雷達發射器,從此延安的聲音就可以向全國發出了。

裝上大功率發射器后,延安廣播電臺第一次播音的節目就是向全國人民發表父親退出內戰的聲明。他說:“我為什么要飛到延安,很簡單,因為我是中國人,我不愿意打內戰,不愿意殘殺自己的同胞!我不是共產黨人,我是國父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但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8月2日,在父親的機組到達延安36天后,國民黨派出8架飛機轟炸了延安,父親駕駛的530號B-24轟炸機到底沒能逃過一劫,飛機油箱中彈起火,父親含淚看著他從美國駕駛回來的心愛的飛機在大火中燃燒……

在延安生活了一個多月后,父親的機組11人中有7人決定留在延安,領航員李彭秀等4人要求回去。黨中央批準了他們的要求,專門舉行了歡送會并設宴為他們送行。

每天,看著清亮的延河水、蒼翠的寶塔山,父親總覺得自己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這里的一切對于他而言,是那么新鮮,那么純凈。一天,朱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請父親機組幾人到棗園朱總司令的窯洞里做客,向他們詳細了解國民黨空軍的編制、人員配置、航校的編制、開哪些課,甚至連軍銜、薪水、伙食待遇都問到了。朱總司令說:“我們‘土八路馬上也要著手建設空軍,你們來得正好,要當創建人民空軍的骨干。損失一架飛機不算什么,將來我們的空軍會超過蔣介石的空軍,你們都還年輕,今后大有干頭。”聽說解放區也要建立空軍,父親等人高興得不得了,慶幸自己不用改行了。吃罷晚飯天下起了雨,朱總司令熱情地挽留父親等人在他家院子里的另一個窯洞住下,這一住就是40多天。這段時間,父親他們和朱總司令一起種菜澆地,一起打撲克、打籃球,聽他講南昌起義的故事。朱總司令待人寬厚、平易近人,使父親他們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

9月中旬的一天,朱總司令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同志親自找父親機組幾人談話,征求他們愿不愿意去東北參加組建全軍第一所航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簡稱東北老航校)的工作,父親激動地說,能去航校工作是黨對我們的充分信任,我們愿意為解放區航空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朱總司令說要任命父親為副校長,主抓教學,可父親非常謙虛,他說:“我參加革命晚,不要任何職務,只當個普通教員就行了,我要虛心地向老同志、老革命學習。”朱總司令說:“這是八路軍總部再三研究后決定的,希望你能發揮出你的特長,為我軍培養出自己的飛行員。”毛主席知道后,也請父親等4個起義人員到窯洞做客,毛主席對他們說:“聽說你們愿意到東北去參加航校的建設,這很好,那邊條件很艱苦,冬天很冷,會凍掉你們的鼻子和耳朵。生活雖然艱苦,但你們做的卻是最有意義的事情,我們還沒有空軍,你們就是人民空軍的創始人之一。”

艱苦建校

1946年9月25日,父親和張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起義人員離開延安,前往東北,護送他們的有王震的警衛員陳海林等。由于張家口已經失守,去東北要穿越好幾個戰區。父親等人輾轉4個多月,跋山涉水兩萬余里,沖破敵人層層封鎖線,在沿途各解放區及蘇聯、朝鮮政府的協助下,乘船繞道平壤,再轉乘火車到哈爾濱,直到1947年春節前才到達位于黑龍江省雞西市東安鎮(今密山),被譽為“人民空軍搖籃”的東北老航校。

戰爭年代建航校非常艱苦,現有的飛機都是從日軍那里繳獲的,共有300多架,但只有31架是好的。世界各國學飛行的學員一般都是先學習飛初級教練機,再飛中級教練機,最后才能上高級教練機。但是老航校剛建立時只有一種機型,即日本的99高級教練機,這意味著我們的種子飛行員們一開始就得上高級教練機,這對于從來沒有駕駛過飛機的人來說,從心理和技術上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很容易發生事故,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險。我軍首批飛行員就是冒著生命危險訓練和培養起來的。

父親劉善本按照朱總司令的指示,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動性。航校總共開有31門課,他一個人就承擔了五六門課。他提出轟炸機是進攻性武器,現在我們沒有轟炸機,不等于我們將來也沒有轟炸機,所以要為飛轟炸機做準備,要開領航班課、儀表班課。當時,最困難的是沒有教材,他就帶頭自己動手撰寫教材。每天晚上,父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翻譯、編寫教材,備課到深夜,而夜宵就是用白開水泡剩的高粱米飯。他先后編撰了幾十萬字的領航教材、儀表教材,還親自用工整的筆法刻鋼板油印教材。

父親擔任副校長雖然工作繁忙,但他始終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當時的學員都是從戰斗英雄中選拔出來的,文化程度大多數只有初小水平,他除了主管領航班的教學,還給飛行班的學員補習數學、物理等課。父親的課深入淺出、形象化、故事化、好懂易記,深受學員們的歡迎。原空軍副司令員、一級戰斗英雄張積慧50多年后回憶說:“劉善本能把那么枯燥抽象的空氣動力學講得通俗易懂,真讓我佩服。”為了讓學員有感性認識,父親還帶領學員動手制作彈道教學模型,做領航羅盤、測風盤和飛行標尺,這些形象化教具使學員們一看就懂,給教學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直到上世紀50年代,領航羅盤和飛行標尺像傳家寶一樣依然在空軍飛行部隊里使用。

1948年8月底的一天,校長常乾坤找到父親說:“總部交給我們一項戰斗任務。”原來,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要在長春、吉林、四平等地發起大規模的秋季攻勢,一縱部隊急需南下的地圖。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首長急電航空學校:火速派一架飛機送去作戰地圖。父親連夜與長谷川、張華等制訂了航行計劃。按照這個計劃,長谷川和張華采取凌晨出動、超低空飛行(600米以下)等巧妙戰術,避開敵人雷達搜索,找到地標準確空投,勝利完成了任務。對航校給前線主力部隊的支持,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首長給予了肯定和贊揚。

1948年10月底,東北老航校又接受了新的任務,為配合東北戰局的發展,組成空軍接管大隊,分兩批出發,南下接收國民黨空軍撤退丟棄的武器裝備。11月3日,父親劉善本奉命率領老航校接收組到錦州機場接收一架俗稱“突擊隊員”的C-46大型運輸機。到了錦州父親一看,這是一架他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機型,并且國民黨在逃跑前對飛機進行了瘋狂掃射,導致機身全是彈孔,擋風玻璃全部被打碎,高壓油管被打漏,油漏了一地。父親立刻到飛機上找到一份英文說明書,一邊翻譯一邊組織人員加緊搶修。

幾天后,該修的地方已經修完,要試飛了,又一個難題出現了:錦州機場的主跑道已經被毀壞,不能使用,只有一條又窄又短、坑洼不平的備用跑道,而C-46式是大型運輸機,起飛降落時跑道必須夠長,否則極易發生事故。父親從沒有飛過運輸機,更沒有飛過這種大型運輸機,但他沒有絲毫猶豫,登上飛機直接坐到機長位置,親自駕駛。只見飛機在備用跑道上跌跌撞撞地起飛了,在場的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11月初的東北寒氣逼人,而且飛機上沒有擋風玻璃,高空的風速冷得能把人吹透。當父親把這架滿是彈孔的大飛機安全降落在老航校的機場時,他已經出不來了!大家上飛機一看,他像個雕塑一樣凍僵在座位上,臉、眉毛、眼睫毛上全是厚厚的霜,臉凍得青紫,鼻涕凍成冰柱掛著,手凍僵在操縱桿上不能動了。大家趕緊上來給他焐、揉,把手指扒開,將父親抬下了飛機。

11月上旬,一場大雪將父親和部分領航班學員困在了外場。東北的冬天大雪一直要下到第二年開春,氣溫達到零下四十多度。怎么辦?道路被雪封了,本部來救援需要先鏟雪開道。如果坐等救援,吃的燒的都不夠,很可能等不到他們來。權衡再三,父親決定自己飛回去。這個決定太大膽了,白茫茫的世界,哪里是天,哪里是地?這種天氣能見度低,最容易迷航,因為很難找到機場的跑道,需要飛行員具有極精準的判斷力。此外,零下四十多度的氣溫有可能讓飛機的螺旋槳在空中結冰停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飛機就會像秤砣一樣掉下來。但與其坐等不如嘗試,父親決心一下,就和張受益各駕一架飛機,讓全體人員分乘在這兩架飛機上。父親的飛機在前面,轟油門、加速,終于飛起來了。緊接著,張受益也起飛成功。兩架飛機在空中編成縱隊,向老航校本部飛去。就在老航校領導研究救援他們的方案時,伴隨著轟鳴聲,兩架飛機穩穩落地,所有的人都安全回來了。在這樣的大雪天飛行,兩個人都是第一次,這在中國航空史上也極為罕見。

在白山黑水間,東北老航校白手起家,勵精圖治,鑄造了中國航空事業的搖籃。從這里走出了王海、張積慧、林虎、劉玉堤、趙寶桐等一大批空軍戰斗英雄和高級指揮員,他們像種子一樣播撒在各空軍部隊,不斷續寫著人民空軍的榮光。

筑夢藍天

1949年是不平常的一年。隨著戰事的發展,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父親隨接管大隊奉命赴平津地區,執行接收國民黨空軍的任務。一個又一個機場,一架又一架飛機,父親欣喜地看到,短短兩三年國內局勢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工作不再是教學,而是轉場于各個戰場之間,檢查、修理、試飛國民黨留下的各式飛機。雖然奔波勞碌,但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事,因為他見證著歷史,也參與著歷史!

在這一年里有幾件事令父親終生難忘:

3月30日,軍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常乾坤被任命為軍委航空局局長,王弼為航空局政委,父親被抽調到航空局專門負責接收工作。

4月8日,經東北局報中央組織部批準,父親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17日,父親在國民黨空軍航校時的老同學、摯友杜道時,駕駛一架C-46運輸機從臺灣新竹機場起飛,沖破國民黨飛機的圍追堵截,歷經7個多小時,帶著200多個彈孔飛回人民的懷抱,成為第一個從臺灣駕機起義的飛行員。至此,在父親駕機起義后的短短三年時間,國民黨空軍已有56人18架次棄暗投明。4月23日,黨中央在懷仁堂舉行了歡迎國民黨起義人員的晚宴,周總理高度評價父親的義舉,稱他是“國民黨空軍起義人員的一盞明燈”。

9月,父親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解放軍代表,并在大會上作了發言。他說:“這次我能以人民空軍代表的資格來參加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我感到無限榮幸……我相信,在共產黨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的空軍必然也和整個人民武裝一樣,很快地壯大起來,成為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這個簡短有力的發言,贏得了全體代表的掌聲,并被刊登在9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題目是《建設人民空軍》。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這個偉大的日子里,父親肩負起一個重要任務,他帶隊的大機群在天安門上空進行分列式飛行表演,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由于國民黨空軍此前轟炸過南苑機場,為了防止敵人再次轟炸,中央決定把開國大典放在下午3點開始。

組織大機群在空中進行分列式飛行,這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當時經過嚴格檢修只有17架繳獲的飛機可以使用,分別是P-51型飛機9架,C-46型飛機3架,PT-19戰斗教練機2架,英國蚊式飛機2架,L-5通訊聯絡機1架。父親和東北老航校的教員及部分第一批學員參加了開國大典的空中閱兵。父親擔任C-46型機組的帶隊機長,為了完成開國大典首次空中閱兵這個光榮的任務,他和同事們根據飛機的性能、航速、航程等數據,經過多次計算,確定了方案:讓9架速度快的P-51型飛機首先飛過天安門,然后追趕空中編隊機群的隊尾,第二次飛過天安門。這樣,17架飛機就能完成26架次的飛行。為了防止敵機襲擊,他們做好了戰斗準備,決定4架飛機帶彈飛行受閱,其中包括2架P-51型飛機、2架英國蚊式戰斗機。

參加檢閱任務的所有飛行員當時都寫下了生死狀,用生命保證不論發生什么情況,都不能降落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和周圍的建筑物中。閱兵當天一切按計劃進行,當人民空軍以空中分列式由東向西從天安門廣場上空平穩優美地飛過時,廣場上30萬雙眼睛不約而同地望向天空……中國人民經歷了多年戰爭的苦難,飽嘗了日本飛機和國民黨飛機轟炸之苦,他們曾經多么害怕聽到飛機的轟鳴聲、看見飛機在上空盤旋的身影。如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天安門上空飛過的是我們自己的飛機,是為保衛祖國神圣領空建制的人民空軍!人們歡騰了,鮮花、帽子、手絹都揮舞起來了……

天安門城樓上,周總理用手指著其中的一架飛機對毛主席說:“那三架大運輸機領頭的一架,就是劉善本駕駛的。”毛主席點點頭,高興地向空中招手。

1950年10月1日,父親作為空中總領隊,率領轟炸機12團的28架飛機,準時與地面機械化部隊同時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大機群壯觀地飛躍天安門上空接受檢閱。1954年國慶,赫魯曉夫作為蘇共代表團團長來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當天早上下了雨,能見度不好,為了保證閱兵安全,總指揮羅瑞卿問父親劉善本能否起飛,能否保證萬無一失?父親一早觀察了氣象,又讓技術主任鄒耀坤到天安門附近的上空實地考察,認為戰機可以參加閱兵任務。當天上午10點,100多架戰機同時飛越天安門上空,赫魯曉夫在城樓上對毛主席豎起大拇指,說你們空軍真厲害,這樣的天氣我們紅場閱兵空軍是不會參加的。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當場通令嘉獎空軍閱兵集體榮立三等功。從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到1955年國慶,父親共參加過5次閱兵,擔任過5次空中總指揮,可以說創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閱兵之最,在我軍閱兵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在北京誕生,它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這一天也成為人民空軍的建軍節。劉亞樓出任空軍司令,肖華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從此人民空軍開始了大發展時期。為了迅速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以東北老航校為基礎組建七所空軍航空學校。父親被調到空軍一航校工作。據說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起義人員不能任正職。軍委呈報文件的提議是:一航校校長吳凱,政委姚克佑,副校長劉善本。呈報中央后,周總理用筆圈畫對調,把校長改為劉善本,吳凱為副校長。

一航校是轟炸機學校,校部設在哈爾濱馬家溝機場。1949年12月1日,一航校舉行開學典禮,父親走馬上任。在一航校訓練工作會議上,父親提出政工干部必須懂飛行,不懂飛行是沒法做好學員思想工作的,因為學員的思想問題是在學飛行中產生的。因此他要求政工干部應該學習飛行,并把政委姚克佑作為自己的帶教對象。姚克佑畢業于燕京大學,文化水平高,選擇了領航,由政工干部成為飛行干部,后來擔任了空軍軍訓部第一副部長、空軍副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周兆平在40年后回憶說,他學了兩次飛行,因為難度大不想學了,覺得自己是搞政工的不學也可以,但是劉校長不斷鼓勵他,還親自帶他飛,竟然把他從一個政工干部培養成優秀的飛行干部,后來他當了一航校的校長、總裝備部副部長。他說:沒有劉善本就沒有我的今天,他比一個共產黨員還要無私地奉獻自己的專業技術。

父親劉善本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鉆研和奉獻精神的職業軍人,他把勇敢、科學、智慧、技術相結合,為人民空軍培養了第一批夜航飛行員,為新中國人民空軍的建立和發展奉獻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1952年3月5日出版的第40期《人民空軍》雜志刊登《夜炸敵巢》報道,稱父親劉善本是“中國空軍夜航、夜戰的創始人”。他并沒有想走進歷史,歷史卻銘記了他!1955年父親榮獲一級解放勛章,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大校軍銜,1964年經毛主席親自提名,父親晉升為少將軍銜。

〔責任編輯 袁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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