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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鐮斧的一生七情

2019-11-12 11:11:14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 2019年10期

張鐮斧,原名張繼唐,山西忻縣人,1921年3月出生。1937年參加八路軍,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晉升大校軍銜。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科技組委員。原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一院院長、一院代理黨委書記。曾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航天部“在發展航天事業中貢獻突出”一等功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2011年6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本文作者張谷林系張鐮斧之子。

我叫張鐮斧

張鐮斧,民國初期山西忻州地區走西口致富商農后人。

幾百年來,忻州一帶走西口的人,翻越長城關口,涌入口外草原。他們一代又一代,沿著崎嶇險峻的山路,經過雁門關以北的小村歧道地,爬上黃花梁,通過“殺虎口”,從家鄉義無反顧地奔向關塞之外的苦寒之地。

張鐮斧的父親張立士小時候讀了幾年私塾,少年時走西口,吃了很多的苦,但也因此學到了經商的本事,從一個伙計做到了大掌柜,加上他勤儉節約,在內蒙古的歸化舊城(今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控股并參與經營了幾家商鋪。張立士有個本村的叔伯哥哥,也是清末走西口的人,名叫張英士。兩人從商致富后,張立士和張英士回到了家鄉南湖村,各自蓋了新房子,屬于走西口后還能夠回到家鄉光宗耀祖的極少數人。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后,張立士不得不從綏遠回到了忻州家鄉隱居,而張英士卻在這一時期病歿了。年少的張鐮斧親眼目睹了他的伯父張英士的棺槨被四匹馬拉著,慘淡地回到了南湖村。作為走西口避難商戶的后人,面對國仇家恨,他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

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忻州的新式學堂興起,在全國新文化教育勢頭高漲時,張鐮斧考上了忻州曹村第三高等小學。在曹村高小的老師講到國破家亡、日本侵略者鐵蹄踐踏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時,同學們無不義憤填膺。曹村高小的同學們自發組織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大家都對國家的安危、民族的榮辱有了清晰的認識,恨不得立即行動起來,投身到抗日潮流中。

就在這時,八路軍三四四旅六八八團的營級青年干事師道恩到南湖村宣傳抗日擴軍,鼓勵青年積極抗日。

抗日就是打鬼子,打鬼子就要當兵,“當兵就當八路軍”成了張鐮斧的迫切要求。

他和村里的小伙伴趙維臣合計,一起去當八路軍。他倆瞞著家人連夜出發,步行追趕師道恩所在的部隊,翻溝越嶺走了20多里后,到了與忻縣緊鄰的定襄縣東霍村,卻沒有找到師道恩。但是,他們找到了在那里待命的八路軍三四四旅六八八團三營十二連。經不住他倆的軟磨硬泡,十二連留下了他們,把他們暫時編入一排當戰士。

張鐮斧跟隨部隊先后參加了河北溫塘和山西張店、町店的戰斗,表現出勇敢頑強的戰斗意志,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他參軍才9個月,年僅16歲。

張鐮斧原名張繼唐,提出讓他改名字的是一位1926年就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老革命,叫高農斧,也是陜北綏德的老紅軍。高農斧借用黨旗上的鐮刀斧頭為張鐮斧更名,是激勵他“為人民打天下,為人民服務”。

從此,得到組織的備案批準,張鐮斧一往無前地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道路。

軍旅生涯

從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到1960年4月離開野戰部隊去從事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在23年的軍旅生涯中,張鐮斧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三個時期,參加了許多重大戰役,在十二軍的軍史里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23年的軍隊經歷中,他有10個月的時間當戰士,有約10年時間做部隊的政治工作,有13年時間任團、師級的軍事指揮員。

朝鮮戰爭勝利后,張鐮斧于1954年4月回國,抵達江西上饒,在那里進行營房建設和戰備訓練。

1957年底,張鐮斧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蘇聯伏羅希洛夫軍事學院學習。對于能出國深造,張鐮斧激動不已,但是不久后發生的兩件事,使他主動放棄了去蘇聯學習的機會。

第一件事是,由于蘇聯已經有了原子彈,蘇軍就派人為我軍巡回放映有關原子彈的紀錄影片。他們派出兩名校尉級軍官和幾名士兵,帶著放映設備專程來到了三十五師。放完紀錄片后,三十五師專門為蘇軍官兵準備了西餐,但蘇軍軍官不同意與蘇軍士兵共同用餐,堅決要分開吃,這種等級森嚴的作派,張鐮斧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第二件事是,蘇軍放映小隊要轉赴福建友鄰部隊巡回放映紀錄影片,師部專門安排他們乘坐美式吉普車前去。蘇軍軍官又不愿意了,他們堅決不同意乘坐美式吉普,而要求乘坐蘇式的嘎斯69吉普車。可當時部隊根本就沒有配備嘎斯69式吉普車。張鐮斧了解情況后,請翻譯告訴蘇軍官兵,蘇聯答應援助的嘎斯69式吉普車還沒到位,美式吉普是我軍在朝鮮戰場上繳獲的,他們能乘坐是他們的榮耀。蘇軍軍官聽了,這才愿意乘坐美式吉普去友鄰部隊。這件事讓張鐮斧感受到了蘇軍的傲慢和大國沙文主義,他心里十分不悅。

蘇軍官兵的這些表現,與張鐮斧為人民服務的觀念以及人民軍隊觀格格不入,再加上蘇聯軍事學院要求學生“從立正、稍息等基本操練的內務條例學起”,于是張鐮斧打報告請求在我軍自己的軍事學院完成學業。

之后,張鐮斧被中央軍委直接指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基本系學習。劉伯承元帥擔任該學院首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張鐮斧是一名正師職上校學員,也是當時學員中最年輕的一位。許多老首長和老戰友與他一起學習,甚至還在一個班,學院里將星閃爍,將軍遠多于校級軍官。每天出早操隊列行進時,基本上都是上將、中將、少將,幾乎看不見校官。

1959年下半年,中央軍委下達命令,任命張鐮斧為十二軍副軍長。

張鐮斧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了兩年半時間,成績優良。臨近畢業時,張鐮斧被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直接改換原定的分配方向,從此離開了他的十二軍老部隊,到中國的航天科學事業發祥地去搞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了。

1960年3月,他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導彈總裝廠(簡稱老五院分院二一一廠)工作,任一分院副院長兼二一一廠廠長。

他告別了野戰軍軍旅生涯,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領域,走上了一條為現代化的人民軍隊和保家衛國戰場服務的新征途。

航天情

20世紀50年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果斷發展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國防科技尖端事業,開啟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征程中震古爍今的空前壯舉。

1960年初,即將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成畢業時,張鐮斧晉升為大校軍銜。在此前后,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準,一大批來自軍隊和地方的領導同志先后被緊急特調到中國初創的航天發源地——北京現代中軸線的南端點——三營門,與來自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大學生,以及近萬名經驗豐富的工人師傅和轉業退伍軍人一起,同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簡稱老五院、分院,1965年后簡稱七機部、院)暨導彈總裝廠(二一一廠)工作。

1960年,海棠花即將綻放的時節,張鐮斧來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現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擔任副院長兼二一一廠廠長。這家工廠是當時中國導彈、火箭的獨家總裝廠,承擔著各種重點型號的導彈火箭的總裝生產任務,有近8000名員工。

此時,老五院一分院經過三年的初創期,已經擁有了一定的條件。仿制蘇聯的地地近程導彈,即中國第一顆導彈——“東風一號”(代號為“1059”)雖然已有約兩年時間,但此時正值最重要的階段,張鐮斧就是在極其緊急的狀況下,被調來參與組織領導“1059”仿制導彈的研制生產工作的。

1960年7月,蘇聯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8月,與張鐮斧一起工作的蘇聯專家中斷了一切圖紙、資料、器材和設備的供應,給正在進行的仿制生產帶來了嚴重危機。

這引起了黨和國家、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為組織國產P-2導彈的首次飛行任務,成立了以張愛萍為主任,孫繼先、錢學森、王諍為副主任的試驗委員會”。

1959年3月,科學家梁守槃被任命為“東風一號”(“1059”)總設計師。1960年4月,張鐮斧到任后即擔任了中國第一顆導彈“東風一號”(“1059”)總裝配套指揮組總指揮,成為仿制導彈第一線的陣前戰將。

1960年9月10日,一分院使用國產的液氧、酒精、過氧化氫發射蘇制的P-2導彈,飛行試驗一舉成功,這標志著我國已掌握使用操作液體彈道導彈的技術,為仿制P-2導彈增強了信心。

1960年11月5日,張鐮斧參與執行了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1059”)的第一次現場發射試驗任務,獲得圓滿成功。接著又于12月6日和16日,成功發射了第二枚和第三枚我國自己生產制造的仿制導彈。至此,中國有了自己造的導彈,這是我軍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65年3月,在周總理的關懷下,老五院暨分院組織3000人進行火箭技術發展途徑大討論。“大討論”后,張鐮斧參與制定1965—1972年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也稱“八年四彈”規劃,經中央專委原則批準實施,張鐮斧負責全院生產和器材供應工作。

1965年初,結束“老五院”建制(原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后,張鐮斧不再兼任火箭導彈總裝廠廠長。1965年6月1日后,原老五院有軍籍的人員集體轉業,二一一廠改編成了“六廠一一處”,張鐮斧也脫下軍裝成為一名轉業軍人。

“文革”時期,七機部成了全國聞名的“老大難”,張鐮斧和與他一起擔任院級領導的轉業老兵受到了沖擊,一院黨委陷入癱瘓局面。

1967年5月,經聶榮臻元帥建議,毛主席批準,軍事管制委員會進駐七機部暨一院。在軍管會的領導下,張鐮斧臨危受命,主持院業務組的工作。“文革”的前幾年,1960年之前的那一批院級領導中,只有他一個人協助軍管會生產組安排相關事宜,負責全院的科研生產工作,并一直延續下去直到退居二線,任務異常艱巨。

1968年1月7日,張鐮斧、任新民、屠守鍔、馬云濤等召開緊急會議,解決“東風二號甲”導彈存在的問題。1969年6月,該導彈第三次抽檢飛行試驗獲得成功,為如今的火箭軍部隊的前身二炮部隊提供了我國自行研制生產的首批戰略核武器,增強了我國的國防實力。

1970年4月24日,以“東風四號”導彈為基礎加裝第三級固體發動機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首次發射,成功將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準確送入預定軌道。

1971年9月,遠程洲際火箭(“東風五號”導彈)首次低彈道試驗基本成功。

1974年初,“長征二號”火箭進行了首次發射試驗。張鐮斧擔任“長征二號”火箭首任總指揮。

后來我被調到衛訓隊第九班當了一個小班長,有三個女生班,丁惠蓮是我們的區隊長。

在衛訓隊快畢業時,羅處長問過我幾次,是不是談戀愛有對象了。我覺得奇怪,怎么突然問起這些事來,我當然說沒有。因為我根本就沒有過這個念頭,我想要談也必須到25歲以后,事業有所成之時。

1950年七八月間,衛訓隊結業時,全班一百多人都分配到全師各個部門去了。我們女生隊除每團分去兩人外,其他均分到了野戰醫院,我被分到一0四團衛生隊。

一0四團機關在一個大公園內,團部就在我們去團圖書館必經的一條街上,我們衛生隊也占了一條小街,看護排就住在老鄉的一個院子里,團長常到我們住處走走。一次團里讓我單獨住在一個院子里,照顧一個患有精神病的女大學生,我們團長也常來坐坐。

后來,我想大概是隊里有意安排的吧,那時我們的隊長就是丁惠蓮的愛人楊蘇勝同志。只要鐮斧去他那里,他就要把我叫去他房里玩,有意識拉近我們的關系。以后,楊興華當隊長時,就把我調到隊部搞統計,單獨住一個小屋,這大概也是領導們有意安排,讓我和鐮斧有更多的接觸機會吧。

這中間,鐮斧曾給我寫過兩封信,但我不敢接,因為一接信,就怕成真了。我當時覺得部隊的首長和同志們都是可敬可愛的,但作為私人朋友甚至戀人,我想,還應進一步地了解和熟悉才是,一時下不了決心。一次我去圖書館路過團部時,被團副政委的愛人看見了,一定要拉我到她家坐坐,我只好去了。去了后,我發現她和鐮斧住隔壁,我又被推到鐮斧那,我發現他的房間很雅致大方。

其實,那時我們已經有些感情了。當我提出要看看他過去給我寫的信時(過去沒有接,都退回去了),鐮斧高興了。鐮斧是個聰明、細致而又善解人意的人,從信中看,他很坦誠,字寫得清秀,文筆也很流暢,很有些辯證法意味,總之,給我的印象很好。從此,我們開始了通信。大約1950年11月,鐮斧說他要調到師里去了,征求我的意見。那時我也不知他要調往何處,我想,總是應該服從組織分配才是,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不久,部隊就開始學習動員,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了。很快鐮斧就調往師里任師參謀長,部隊離開江津準備赴朝時,首先到重慶整訓,然后才從重慶坐船到武漢。

在重慶時,鐮斧還在百忙之中找了地方黨組織和公安機關,了解我和我家的情況,并取得證明材料。

從重慶到武漢,我們坐的是小船,可能大船不夠吧。部隊在武漢時,幾百個人睡在一個大廳的地面上,真有一股革命的味,我很激動。一兩天后,我們又坐上火車,火車一直往前開,只有三餐開飯時才停下來,大家都在站臺上吃飯。

有一天車停下來,我照例下車去站臺水桶里洗碗,手剛放進水里手面就結了一層冰,把我凍壞了,方知道已到了北方。

火車到河北省深縣王家井停了下來。部隊在這里集結待命,準備赴朝參戰。鐮斧工作特別忙,部隊要入朝作戰了,作為一個師參謀長,整個師的軍事準備、戰斗部署、后勤保障,事無巨細都要由他統籌安排、過問和調度。

一天夜里,警衛員來了,說首長的母親和妹妹來了,要請我去一下。3月12日傍晚,我去鐮斧的房間,鐮斧告訴我,他已經代替我簽了字,向組織上打了結婚報告,現在已經批下來了,讓我當晚就不要回去了。我想,部隊剛開始行軍,我還沒有經過戰斗,一結婚,麻煩事就多了,會影響工作的,一時拿不定主意。接著,鐮斧又說戰爭環境下,他隨時都會犧牲,讓我考慮一下。

為了表示我對鐮斧感情的真誠,當晚我就留了下來,算是結婚了。

第二天,師領導們來我們隔壁吃飯,方知我們已于昨晚結婚,趕快叫炊事員做了幾個菜熱鬧熱鬧以示祝賀。過了兩天,部隊就坐上火車出發了,師領導一定要我和他們坐一個車廂,我推脫不了,只好聽從。

部隊快到鴨綠江邊時,決定把團以下的女同志都集中在師里。

1951年二三月間,我又調回衛生處醫療隊當護士。部隊到寬甸就開始過鴨綠江,我們是從浮橋上過江的。每人背上干糧背包,我們衛生隊的還要背上夾板和急救包等。

一過江就到了朝鮮。美國的飛機知道我們的空軍剛組建,他們大白天肆無忌憚地到處狂轟濫炸,因此我們都是夜行軍。每天夜里,公路兩旁是行軍隊伍,中間是汽車、炮車、輜重車、馬拉車等,十分威武熱鬧,每晚都要走八十里地左右,白天則挖防空洞宿營吃飯。

夜里行軍,每逢小汽車路過時,同志們就跟我打趣開玩笑,說五號(五號是師參謀長張鐮斧的代號)來了。部隊行軍走了二十天,才到達墻村里山溝溝的一處宿營地。那以后,鐮斧繼續往前走,參加第五次戰役。女同志均留在第二線醫院等處,我在衛生處看守器材。

在第五次戰役后回來的路上,美軍的飛機發現了我們,我們的車子立即停下,以便大家分散躲避。下車時我沒有跟鐮斧跑到一起,后來好友張榴花她們全都說我,為什么不跟著五號跑,說五號是最有戰斗經驗的,能聽出飛機的方向和意圖,大家直埋怨我。有什么辦法嘛,我就是不好意思啊!

大約在1951年5月,部隊回到谷山休整。當時我調至司令部管理科任見習助理軍醫。

我們和鐮斧都在一個山溝里,鐮斧的小木屋就在山林中,其他師領導的屋子也在附近。鐮斧總是忙到很晚才回來,我真是怕極了,又不敢對別人講,對鐮斧也沒講過,怕他擔心。

每天吃飯時,我也覺得很傷腦筋,我不愿在小灶吃,怕影響不好。

在管理科的后一段時間,我懷孕了,一點東西都不想吃,一聽到吃飯號音就想吐,最后每天只吃幾個酸蘋果,人瘦得要命。沒辦法,組織決定讓我回河北省邢臺市十二軍留守處休產假生孩子。這樣,1952年初,我回到了邢臺,住在區隊長陳鳳善的家里。

1952年3月26日,比預產期提前了半個月,還沒來得及去醫院,我就在留守處生下我的大兒子張谷林,“谷”是紀念朝鮮谷山的意思,“林”是谷山的森林(部隊駐扎地)。

生下孩子后大家都急于安置孩子,想回部隊去。可那時留守處強調說孩子是革命后代,帶孩子就是工作,一切都要聽從組織安排,我只好一邊看孩子一邊在留守處衛生所搞見習醫助工作。

一天,尤太忠師長來看王雪晨。他看見我就說:“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還樂滋滋的!”首長告訴我,鐮斧在去上甘嶺指揮所的途中,一顆炮彈落在他車子后部,坐在車后座的參謀和警衛員當場犧牲,鐮斧和司機身負重傷,他現在沈陽陸軍醫院住院,讓我趕緊去看他。

當時正是隆冬時節,我抱著幾個月大的孩子趕到了沈陽。鐮斧傷好出院后,我們去山西南湖村他老家看了他母親和妹妹,一路上都是住在老鄉家。到了南湖村,頭幾天老是擠滿一院子的人來觀看,我吃山西飯吃得好香。

1953年春夏之交,鐮斧又回到了朝鮮前線,參加了夏季反擊戰。

鐮斧在軍事學院快畢業的時候,大家都在議論他今后的分配去向,有人說他要回十二軍,也有人說要留校,還有人說要到軍科,后來卻是讓他去五院。鐮斧想回老部隊,就遲遲未報到。后來聽說聶帥生氣了,他才趕快到了南苑大院,被任命為五院第一研究院副院長兼二一一廠廠長。鐮斧先去的,我大約1960年初夏才整理行裝帶著孩子去的。

到了那里,我就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當時院里搞家屬工作的段喜蘭同志和院務部的同志都希望我能在分配工作之前幫助她們做些家屬工作。在部隊的教育下,強調一切事都是首長愛人要帶頭,影響才好。家屬工作是義務的,我更應該帶頭了。那時家屬黨支部是一個大支部,有幾十人,團支部也有三十多人,我當時剛三十歲,是團支部書記兼家屬委員會主任。

1960年是困難時期,很多日用品都缺乏,軍人服務社的東西要憑票證才能買。大家都要,發給誰好呢?這就交給我了。難啊!

一年后,院里找我談話,讓我到幼兒園去做保健醫生。

鐮斧調來一院后全身心忙于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幾乎每天都是夜里一兩點才回到家,節假日也得不到休息,他干些什么,那是絕對保密的。鐮斧不講,我也絕對不問。有人來家找他談工作,我避開不露面,有熟悉的老同志問我:“老熊,你怎么老是躲著我們呀?”

我在外忙我的工作,回家就忙家務,帶孩子、煮飯、洗衣服、搞衛生,谷林上學花了我許多精力,我要督促他做作業,考試時還要幫助他復習功課,逃了學或其他我還得去管。

……

大兒子谷林上東高地一中剛一年半,1968年就響應毛主席號召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和孩子們把谷林送到火車站,站臺上站滿了家長。車快開時,谷林哭了,我也忍不住放聲哭起來,因為這一走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啊!

……

1984年以后,我到了政治部,開始搞院務部的獻血與計劃生育工作。我又試著寫了入黨申請書。

1986年4月5日,我入黨了。

人們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會有一個成功的女人。

張鐮斧也是這樣的,但與別人不一樣的是,熊文芳是一位在他背后默默付出、默默支持他的純真、善良、勤勞、富于理性而又與世無爭的女人。

家國情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高等軍事學院上學時,為了給母親治療癱瘓的雙腿,張鐮斧常常背著母親多方求醫問藥。參加革命后,在戰爭年代,張鐮斧卻沒有機會為父母盡孝。后來,張鐮斧將自己珍藏的小東西,諸如戰爭年代留下來的瑞士金殼海霸王手表、長子送給他的俄羅斯貂皮帽等,都送給了山西老家的后代們。

說到張鐮斧的家國情,或者說到家教,用身教重于言教來形容他最為恰當!

1968年,毛主席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就這樣,張鐮斧16歲的長子不顧一切地報了名,邁出了進入社會的第一步。

1968年12月26日,張鐮斧的長子坐上了西行的列車,與同學們一起去山西浮山縣的葛村插隊,當了農民。

第二年,全村割麥子最快的長子給村里大隊的會計提了點意見,一塊插隊的同學擔心他遭到報復,就給熊文芳寫了信,請她無論如何要把她的長子接走,反正是不能再回村里了。那時,正值中蘇珍寶島戰后全國備戰的緊張情勢,張鐮斧給老戰友寫信請求幫助長子當兵打仗。已經進入大規模備戰狀態的老部隊經南京軍區黨委會議破格批準,接受了這名17歲的孩子和他的弟弟張放。1969年9月,時任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的任保俗在為哥倆發軍裝時說:“兩個光榮連隊你們自己選,一個是老紅軍連,一個是王克勤英雄連。紅一連要邊支左邊備戰,在淮南市,王克勤連要去白湖農場種田,很艱苦。”張放搶先說:“我哥哥剛從農村出來,我還沒有種過地,我去農場種地。”就這樣,張鐮斧的長子去了張鐮斧曾在的部隊,八路軍的三四四旅六八八團當兵,張放則去了王克勤英雄連。

當兵后除了正常的嚴格訓練,每天清晨要負重20公斤行軍10公里。野營拉練時,張鐮斧的長子曾經一夜跑出100多里的好成績。在那次急速前進的深夜拉練中,他涉水過河走了許多里地后,仍赤著腳,身背兩支槍(一支是自己的沖鋒槍,另一支是為體弱戰士背的步槍),肩扛一個子彈箱,手里還拿著一個手提擴音器,邊行軍邊前前后后跑動著做宣傳鼓動。這正好被剛剛從北京軍事科學院調回來路過的副師長許克杰看到了,他忙問:“他是哪個連隊的?好樣的!”到了雙堆集,許副師長在為部隊做淮海戰役傳統教育時,還專門表揚了這位不知名字的戰士。

時隔45年后,許克杰在參加紅安縣為王近山軍長舉辦的百年誕辰活動時,巧遇張鐮斧長子。兩人握手時,許克杰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在那次千里拉練時認識的。”

1970年,張鐮斧的長子成為第十二軍第一個嘗試恢復“郭興福教學法”單兵軍事訓練滿員班的班長。

1972年2月,經過部隊推薦和學校考試,張鐮斧的長子隨同一批戰友進入安徽大學,成了工農兵學員,學習英語。

1974年初,突發反“走后門”風潮,當時正值學校放寒假。晚上,張鐮斧開完會回來就對長子講了這個事,讓他做好思想準備,回農村去,老老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后來,張鐮斧和熊文芳又同兒子談了幾次,最后一次是在長子回校前夕。張鐮斧說革命靠自覺,再一次告訴他做好回農村的準備。

之后,張鐮斧和熊文芳先后兩次給長子寫信,讓他聽毛主席的話再次返回農村。

第一封信是在長子離開北京的第四天,也就是1974年2月3日發出的信,信上說:

親愛的孩子:你上月離家時,我們曾簡單談過……你現在怎么想的?我們的認識是:你參軍是“走后門”的。我們既然已經認識到錯了,就要有自我革命精神,堅決改,徹底改,緊緊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聽毛主席的話,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因此,希望你向學校黨委說明,你本來是下鄉插隊,后來又“走后門”參軍的,并申請退學退伍,回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接到父母來信后,張鐮斧的長子將這封信親手交給了校領導。

3月23日,張鐮斧和熊文芳再次給長子寫信:

親愛的孩子:中央的八號文件,我們在22號就看到了,估計這幾天你也應該聽到傳達了,你是怎樣理解的呢?我們認為“走后門”的問題,從全國來說涉及幾百萬人……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后期妥善解決。這是黨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經過認真討論后決定的,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完全擁護。同時,我們還認為,“走后門”畢竟是不正之風,無論如何是錯誤的。關于這點,你在你的申請報告和思想匯報中,談得很深刻。因此,你申請退學退伍,要求上山下鄉,走毛主席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路,也是完全正確的。絕不要因為有了“放在運動后期妥善解決”的決定,而后悔、動搖起來。如果你有后悔、動搖的想法,那就不僅不會繼續前進,反而還要倒退,不僅不會堅定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會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親愛的孩子,現在對你又是一個新的考驗,如果部隊批準你退伍,你就要愉快地實踐你的申請,到農村去搞建設,受教育……

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安徽省委和學校黨委經過通盤考慮,重新決定,要張鐮斧的長子不再退學,繼續留校學習,并派校方代表迅速將此決定通知已經住進部隊招待所的他。但是,張鐮斧的長子并不同意繼續留校學習,仍然堅持返回農村。校方代表(軍代表)則即刻要求他返回學校向學校黨委戴虹書記直接匯報。

張鐮斧的長子在征得自己所在部隊主管干部同意后,準備向學校黨委書記匯報堅決重返農村,可就在他前往學校的途中,突然出現幾個彪形大漢(軍偵察連戰士),強令他折回部隊招待所聽令。當天夜里,他就被送回到他原來的部隊(師部)。

回到師里后,師首長在接下來的專門談話時說:你上大學不是“走后門”的,是經過部隊推薦,而且參加了學校的考試,你是以全師第一名的成績考上的,你記住,你是全師考試成績最好的;再一個,你參軍時,正是珍寶島戰斗之后,是準備打仗保家衛國最緊張的時候,那是要死人的,你來參軍是準備隨時犧牲的,不是壞事!師里決定了,你不要回農村了,直接回連隊繼續當兵準備打仗!

但張鐮斧的長子還是聽毛主席的話和父母之言,義無反顧,堅決回到了農村當農民。

直到今天,張鐮斧的長子還是認為他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生的重要節點做出了正確選擇。

工人情

1960年4月,38歲的張鐮斧一踏上南苑這片航天發源地,就來到了二一一廠,一座初創的航天戰線根據地,當時僅有的一家以“總”字命名的航天研制生產“導彈總裝廠”。

從這一刻起,他就成為工人隊伍中的一員了。

最初以軍隊大校身份,履職于一分院副院長(隸屬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同時又以軍人姿態兼任二一一廠廠長和“1059”仿制任務的總裝配套指揮組總指揮(軍隊和北京市雙重管理)。

張鐮斧到來時,面對的是二一一廠已在編的7965位職工及龐大的家屬群體(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航空企業、包括“兩航”起義人員轉調過來的)。

顯然,作為剛步入新中國第一枚航天導彈總裝配套的“門外級”總指揮,張鐮斧面對的是航天第一線新型戰場,承受著巨大壓力和考驗。

除了參加上級召集的會議和必要的活動外,張鐮斧給自己規定了每個星期都雷打不動的工廠“勞動日”。每到這一天他都會穿著工廠的標配工裝,默默地來到各個車間的車床前,向工人師傅們學習基本功,沒有一位工人師傅認出他是誰。如果是技術活,工人干啥他學啥;如果是力氣活,工人干啥他干啥。那時,他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工人。

后來,車間里知道是廠長來勞動了,給他備了茶水,都被他撤掉,工人喝啥他喝啥。

許多時候,他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上下班。同事或職工想在晚上找他談點事,都要等到半夜,或者干脆到辦公室和各個車間去找他,因為站崗的警衛戰士說:“他很少在12點以前回過家!”

工人老師傅們感慨:“張廠長沒有架子,他穿著工作服來車間勞動,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他是誰,后來外來協作的人竟把他當成我們工段的老師傅問這問那……”

張鐮斧非常欽佩和尊重那些在科研生產第一線摸爬滾打、普普通通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或食堂服務員。

張鐮斧曾背著背包,住進學徒工的集體宿舍,和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工廠為家。

那時的他也就40歲上下,與學徒工們進行過100米短跑比賽,參加過二一一廠的體育運動會。他的跳高技術雖不專業卻很獨特,是一種戰爭年代跳躍鹿砦鐵絲網的撲躍式跳法。

他與二一一廠工人摔跤隊的隊長摔過跤,有勝有負,年輕的隊長說,廠長年輕時,自己肯定是摔不過他的。年輕的隊長說的話屬實,抗戰時期的老戰友們說過,戰爭年代的張鐮斧,三個戰士撼動不了他一條腿。

在困難年代,張鐮斧及時組織廠里辦好農場,積極實惠地辦好食堂。僅1961年就生產蔬菜60多萬斤,人均75斤;糧食19萬多斤,人均23斤;肉類5萬多斤,人均6斤;牛奶5萬多磅,人均6磅……這些東西,對8000名職工來說,似是杯水車薪,但在那個時候,卻是雪中送炭。

老一代工人師傅都知道張鐮斧喝酒,光是他喝酒的故事就有一籮筐。

在執行著名的“331”通信衛星工程發射任務的站臺上,張愛萍將軍對張鐮斧說:“鐮斧同志,這次任務你要把酒戒了,任務完成后我請你喝茅臺!”

到了試驗場,張鐮斧不但滴酒不沾,還把煙戒了。

試驗成功后,他站起身向全體參試人員敬酒,眼中閃爍著淚花:“同志們,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這次任務完成后,他就戒了煙,酒偶爾還會喝上幾口。

專家情

尊重專家和大工匠歷來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傳統。

1961年,一分院為新來人員修建的宿舍樓尚未完工,火箭院一下子分配來了幾千名大學生。一批剛畢業的大學生就住在張鐮斧家,一直住到過完冬天。當時,張鐮斧把樓下的會客室、兩間住房、餐廳全部騰了出來,打掃干凈,又搬來上下鋪的鐵架子床,安排了約20名新分配來的大學生住下。張鐮斧每天見到這些年輕人時都會敬禮問候,過年時還和他們一起包餃子吃。

張鐮斧不僅尊重科學家及專家,向他們學習專業技術,還積極主動地做好行政、管理、后勤、支援保障工作,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知識分子與帶兵打仗的革命軍人,在許多方面是不一樣的,尤其是相互之間存在一些性格、喜好、習慣的差異。

可他們只要用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可以在瞬間做到相互理解,相互激勵,相互支持,尤其在職能分工不同的狀態下能團結一致!

張鐮斧的長子在博客中講述過張鐮斧與科學家盧慶駿的故事:

我們從小生活的環境很特殊。

最特殊的那個點,似乎集中表現在一切都保密,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

我依稀記得,小時候研究院的對外稱呼是0681部隊、0038部隊,以后又被稱為742部隊,再往后才是七機部一院、航天部第一研究院和現在的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等。直到80年代,木樨園大高橋北的路邊,仍然豎著一塊大牌子:“外國人不得入內。”

那個時候,父輩們都在做著默默無聞的事情,與現在航天事業的宣傳規格是完全不同的。同樣,很多年以來,作為航天人的家庭成員,父親的事情我們基本都不能問。許多非保密的事情都是在后來的歲月中無意知道的。

……

也許是由于保密的特殊情況,那個時候的整個航天系統,大概只有老五院院長錢學森在1957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一分院才有了多個學部委員,1993年以后改為院士。我們從小生活的環境里,大概出了30位院士。90年代末,多位專家被譽為“兩彈一星”元勛。2000年以后,又有兩位從一分院走出去的科學家王永志院士、孫家棟院士先后被頒發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可能航天領域是我國獲得此項大獎殊榮最多的科學技術領域,而在此之前,后來成為院士的科學家,大都是國家的二級、三級工程師。

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的一級、二級、三級工程師都是很少的。盧慶駿是其中的一位。

在院里,盧慶駿并不是最有名氣的航天專家。可是在來到中國的航天系統之前,盧慶駿卻是教育界有名的數學家。1958年,盧慶駿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現哈爾濱工程大學)和黑龍江大學的數學教授會主任及數學系主任,他培養出了多個知名的數學人才。

多年以前,曾經要定盧慶駿為一級工程師,但是盧慶駿說:我的老師蘇步青(中國杰出的數學家,被譽為數學王)是一級工程師,我的級別不能跟老師一樣。盧慶駿拒絕做一級工程師的謙遜態度,被傳為佳話。

……

幾年前,爸爸與盧慶駿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我還真是一點都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一分院還有一位叫盧慶駿的副院長。

2007年春天,爸爸安排我們祖孫三代先后兩次與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多位秘書、司機等工作人員一塊吃個飯,爸爸拿出一瓶上世紀50年代生產的茅臺原裝酒,向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們表示感謝之情。

爸爸說:“盧慶駿同志因病逝世了,逝世前的一天,特別讓他的夫人請我去看望他,他要與我告別。在病榻前,他送給我兩瓶他珍藏多年的茅臺酒,這個酒是1958年他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國慶節宴會時,在人民大會堂里買的,已經保存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喝。”

后來,我注意到一篇報道,寫到爸爸與盧慶駿之間的密切關系:在著名的航天“三抓”項目中,“鄭天翔部長提出讓張鐮斧牽頭‘抓出個眉目。張鐮斧同任新民、謝光選總設計師、盧慶駿副院長、苗逢辰總指揮一起開諸葛亮會、三結合會、現場分析會,制定了10項‘綜合治理措施”。最終,父輩們共同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重大任務。中央為此還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隆重的慶功大會。

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就讀于中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來到一分院,成為一名技術人員。

那一時期,張鐮斧挨批的同時又留任院業務組負責全院研制生產,而葉正光有一段時間也參與院里的業務管理工作。他似乎很了解張鐮斧有清晨解大手的習慣,那個點正好也比較清靜。于是有一段時間,葉正光常在早晨6點之后就來到張鐮斧家,與張鐮斧談業務工作。

張鐮斧從來都不避開他。于是,常常出現這樣的場景:張鐮斧關著門在洗手間內“蹲坑”,葉正光身著一身舊軍裝,挎著一個舊軍用挎包,斜靠在洗手間門外的小走廊上,兩人就這么談著。

張鐮斧洗漱完畢,吃完飯,一老一少再一起出門上班。

說到葉正光,不僅因為葉正光是葉挺烈士的兒子,或者是當時院領導班子的成員,主要還是因為他是“有想法、較實干”的青年技術人員。

“我父親去世后,很多拄著拐杖的老前輩顫顫巍巍地來悼念,無不兩眼通紅,走到靈堂前都哭得很傷心。”張鐮斧的長子曾對記者說過,父親去世了,他才知道原來父親一生結交了這么多有著深厚感情的朋友。“我太受教育了,這都是革命感情啊。”在張鐮斧長子的記憶中,平時家里很少有人來拜訪。“可能是老爹不讓別人來。”當然,張鐮斧也很少到別人家里去,尤其是上級大領導家里,他從來不去。“我兒時不覺得這是多么難能可貴,現在想起來,我真佩服老爹。”

上世紀90年代,張鐮斧先后得過兩次癌癥,一次是膀胱癌,一次是肺癌,開過三次刀,他都挺過去了。他的樂觀戰勝了病魔。

在他住院期間,許多老戰友都來看望他。

老首長李德生和曹云蓮夫婦來看望過多次。有一次他不讓長子走,說:“等一會兒再走,李師長要來。”老首長來了,曹云蓮親切地摸著張鐮斧長子的后腦勺說:“還是小時候那個樣,怎么長大了都沒有變。”

張鐮斧的長子崇敬地望著李德生和曹云蓮說:“李伯伯,穿新布鞋一定要先把鞋底的膠面磨掉,不然會很滑的。”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老首長逝世了。

在那前后,張鐮斧幾次說到,夜里夢到李師長了,李師長在召喚他。2011年6月11日,張鐮斧也走了。

在去世之前,已不能說話的他在親人的幫助下,用盡力氣寫下了幾個字:“我走后一切從簡,不發……”

政協情

1983年6月4日至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后,張鐮斧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科技界委員,此時張鐮斧還在任上,時年61歲。

此后,他又連續擔任了第七屆、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科技界委員。

1985年,他正式退居二線。1997年任滿第八屆委員時,他已經76歲,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

在這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中,還有多位他的老首長、老戰友、老部下分別擔任同期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甚至還有幾十年沒有見過面的同期參加革命的小學同學張挺、林越。

他與張挺已經分開差不多有50年了。但是在政協會議開會期間,同時參會的裝甲兵學院院長林越找到他說:“我看見一個同志很像我們小時候的同學張挺,我們去看看是不是。”沒想到,一看果然是老同學——原四機部部長張挺,為此他們都很高興。這次相見使張鐮斧想到了很多參軍前讀書和參加反日活動的往事。

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有幾位很有名氣的原國民黨軍政代表,如侯鏡如、宋希濂、沈醉、文強和黃維。其中,侯鏡如、宋希濂、文強、黃維等原國民黨將領率領的兵團,都是跟他所在部隊打過惡仗的,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大西南的戰役中他們交過手,張鐮斧的許多老戰友都在戰斗中犧牲了,沒能看到家鄉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為此張鐮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強等原國民黨將領們得知張鐮斧是國家研制洲際導彈的總指揮,而且是打仗出身的總指揮時,對他肅然起敬。這幾位實際年齡比他大很多的國民黨將領們,每次見到他都熱情打招呼,尊稱他為“張老”。

可是,經歷過抗戰勝利后一年時間的自衛戰斗,又經歷了4年的解放戰爭,作為與國民黨軍隊打過5年決死之戰的軍人張鐮斧,想到身邊犧牲了的無數戰友,雖然不喜歡原國民黨將領們這樣的尊重,但還是客氣有加,禮貌與之。畢竟在政協就要更加學會實心實意地團結人,求中華民族最大的公約數和同心圓,力求為兩岸和平統一做貢獻。

張鐮斧在政協養成了自己的習慣和準則:多聽、多學、少說、助人、同樂。有一次,張鐮斧聽說政協要組織一個考察團去蘭考縣,他立刻積極報名參加,要實地學習焦裕祿同志的事跡。到了蘭考縣,在學習考察過程中,他問當地接待人員,蘭考火車站是不是在附近,解放前是不是叫蘭封火車站?得到肯定答復后,他又問火車站旁是不是還有一座大土包?省政協領導聽說后馬上派人了解情況,回復說過去確實有一座土包子,不過現在基本給平了。陪同考察的省政協副主席聽到后很驚訝,一問才知道1946年8月發生在蘭考地區的蘭封戰斗,是張鐮斧隨劉鄧大軍出黃河后打的第一個漂亮仗,還繳獲了11輛坦克。那位省政協副主席非常興奮,積極邀請張鐮斧為省政協全體同志上黨課,進行黨的傳統思想教育,卻被張鐮斧謝絕了。

在任三屆政協委員的15年里,張鐮斧認真隨同政協考察團考察過很多地方,每次考察活動之后,考察團都要向政協領導報上一份調查研究報告。

政協的協商問政,讓張鐮斧在一個嶄新的領域盡了自己的義務。

信念情

信仰、信念、信心、自覺、自信、自重、初心、基因、追求……這些帶有真正共產黨員理想胸襟的深邃詞組要義,無論是在烽火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都能在張鐮斧毫不經意的言談舉止中反映出來。

對老戰友們的到來,他高興萬分。但是當他聽到戰友們竟然還是像當年野戰時一樣,住在帳篷里,連電視機都沒有時,他著急了,趕緊把院里的老專家食堂騰出來給部隊指揮機關使用,并把家里的電視機搬過去給他們用,幫助他們時刻掌握社會動態。

一院十一所副所長王之任,是從抗戰前線的冀中平原八路軍彈藥廠硫酸班走出來的航天發動機專家,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老兵工。

1945年,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慰問品中,王之任意外地發現了幾本初中數理化課本,她拿起課本如饑似渴地自學。1948年,她以化學、數學、政治全優的成績考入邊區工業學校化學班。1950年,又考入華北大學工學院航空系。1951年,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設宴,親自歡送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并向每個人祝酒。王之任就在其中。

1958年學成歸國,她在實踐中提出了關于上馬新型液氫液氧發動機的方案,得到了一分院副院長任新民的支持,王之任擔任了該型發動機的主任設計師、研究所副所長、“長征三號”火箭的副總設計師。

那些年,工作條件較差,從研究所到試驗場,王之任和同志們常常乘坐大卡車往返,到了山上,有時連水也喝不上。但是,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大家都毫無怨言。飛行試驗受挫,王之任和同事們就留在試驗場附近簡陋的房間里,裏著棉衣棉褲,在床上鋪開圖紙,坐在小馬扎上計算數據、探討方案,終于解決了發動機的重大難題,直至發射試驗成功。

張鐮斧看在眼里,記在心上,被從戰爭年代走出來的女科技人員的堅強信念深深感動。在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張愛萍將軍的一句話“你們要采訪就采訪張鐮斧吧,他是我們航天隊伍里‘土八路出身的紅色管理專家”,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編導們對張鐮斧緊追不舍,盡管被拒絕了多次,卻仍然堵在張鐮斧的家門前要求采訪,最后張鐮斧請他們去采訪了同樣是“土八路”出身的紅色科學專家王之任。

張鐮斧不但從不接受采訪,也很少出現在領導人視察時的照片中,更不爭名和利。與張鐮斧同期的這批航天創業期的指揮員們,都具有相同的信念。

他們廉潔自律、風清氣正,有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堅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自覺遵守黨的規章制度。

他們有寬闊的胸襟,德才兼備,注重選賢任能,為培養好的航天人才作出了承前啟后的重要貢獻。

張鐮斧還一再在做官、退居二線和離休上體現出他的強烈信念。

1981年,在原七機部歷任部長王秉瓊、宋任窮、鄭天翔、張均等的領導下,在“三抓”任務之一的“東風五號”洲際導彈飛向太平洋試驗大獲成功時,國家決定將原七機部更名為航天工業部。

這意味著,原七機部部領導也面臨著改組,大部分部、院領導都面臨著或調離或離休的情況。此時的張鐮斧已滿60周歲了。

那時,領導層正醞釀新的航天部部長的議題,成為上上下下關注的熱點。張鐮斧也很自然地成了新的航天部部長候選人之一。

當時提倡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注重選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接班,同時又講究老同志“扶上馬送一程”,完成新老干部的平穩交替。

為了選用干部更為民主,還增加了一項征求民意由機關干部投票的內容。張鐮斧原任七機部副部長,雖在原任部領導名單序列中是靠后的,但他也在征求部長人選民意投票的名單之列。

在為選舉做準備的部機關舉辦的相關管理考核中,他上交的關于航天管理的論文獲得普遍好評,得了頭籌。后來進行民意測驗時,在部直重要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的民意投票中,他得到了高票。

同期,原老五院和七機部的主要領導也都主動與張鐮斧交談,希望張鐮斧能接任新的航天部部長一職。

結果,在最為關鍵的一次部黨組會上,張鐮斧主動發言,反復強調:要老中青相結合,請老同志擔任航天部部長最合適,老領導是老同志的最佳代表;而自己已到離職年齡,應該離休。1982年4月,張鈞任航天部部長。

1984年4月8日,年滿63歲的張鐮斧在完成“三抓”之一的“331”工程任務后,再次向組織上提出離休申請。組織上在允許他退居二線時給了他其他工作選擇,如負責航天部顧問組工作,擔任航天部五大公司的董事長等,但都被張鐮斧謝絕了。

對此,他多次表示一退到底,就是后來常說的“裸退”。

1984年10月,張鐮斧徹底退居二線。從1960年開始,張鐮斧走進航天科學事業的最高殿堂,擔任了19年的一院副院長;從1979年開始,他擔任了3年七機部副部長兼一院院長;1982年后,他又干了接近3年的院長兼代理黨委書記。張鐮斧在航天事業的崗位上總共在職25年。

他們那一代人的信念,可不是用大話唱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是以實際行動干出來的。

為人民服務,為群眾著想,這就是他們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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